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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真理之光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2018年5月5日,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这两百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这个响亮的名字,“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的学说,却永远与日月同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的评价:“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无产阶级立场——

  1.思想在“新世界的首都”升华

  巴黎是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这里成为欧洲革命运动的发祥地。马克思称巴黎为“新世界的首都”。

  1830年,法国再次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家、诗人和进步学者。如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和格奥尔格·海尔维格,波兰作曲家弗雷德里克·肖邦,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等,还有一些德国的革命流亡者。他们云集这里,或创作,或研究,或调查,给这座英雄的城市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1843年10月底,正是落叶萧萧的深秋时节,马克思与燕妮也来到了巴黎。

  马克思雄心勃勃,他到这里有很多事要做——他想通过创办《德法年鉴》,联合法国和德国的革命者与旧制度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还想利用巴黎丰富的图书资料资源,继续从事理论研究。

  通过对巴黎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马克思发现,他面对的是一个与德国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德国,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在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1830年7月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大奏凯歌之后,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已完全消失殆尽,他们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成了欺骗劳动群众的空洞口号。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使无产阶级处于贫困和无权的地位,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巴黎居住期间,那些肮脏拥挤的贫民区、低矮破旧的潮湿地窖,工人和妻儿饥寒交迫的艰难生活,以及工人们毫无安全保证的机器旁的日夜劳作,都强烈震撼着马克思的心灵。一面是资产阶级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花花世界,一面是无产阶级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贫困生活,鲜明的对照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感性认识。

  当时的巴黎,工人运动异常活跃。1831至1834年,里昂工人两次举行武装起义,巴黎等地的工人也揭竿而起。虽然这些起义最终都被镇压下去,但是革命的火种并未因此而熄灭。许多工人组织仍在秘密活动。马克思与工人组织建立了联系,并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了解他们对社会一些政治问题的看法。在此过程中,他对无产阶级也有了一定的认识。

  马克思在给德国旧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的信中谈到了自己的感受:“您应当出席法国工人的一次集会,这样您就会确信这些受尽劳动折磨的人纯洁无瑕,心地高尚……历史是会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的。”

  正是深入工人群众的实践,使马克思得到了以前在书斋里从未得到的东西。

  马克思还与外国流亡者的秘密革命团体建立了一定的联系。作为德国人,他特别关注德国在巴黎的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经常去参加他们的会议,与他们一起讨论问题。秘密盯梢的警察把这种情况,通过秘密报告反映了上去:“常常有三十、一百或二百名德国共产主义者在这里集会,这所房子是他们租下来的。他们发表演说,公开宣传杀死国王,惩办富人等等;这里已经谈不到任何宗教……我非常紧急地把这写给您,为的是不让马克思、赫斯、海尔维格、魏尔、伯恩施坦继续这样使年轻人陷于不幸。”这份秘密报告,让我们了解了马克思当年的活动情景。

  马克思还结识了法国的民主派人士及流亡法国的各国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工人运动活动家,有法国秘密工人组织的领导人路易·勃朗、德国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人艾韦贝克、法国工人理论家蒲鲁东以及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米·巴枯宁等。

  在巴黎的经历使马克思的思想不断升华,立场逐渐转移到无产阶级,他已不仅仅是同情无产阶级的苦难,而是从他们的苦难中看到了孕育其中的一种不可遏止的战斗精神。他认为,只有这个阶级才能担负起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这个全人类的伟大使命。

  通过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事实,马克思更加深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激起了他为埋葬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不懈斗争的决心。

  同时,从考察工人运动历次经历的失败中,他还意识到,创立革命的科学理论体系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只有使无产阶级掌握正确的理论武器,才能清除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才能真正肩负起历史的重任。

  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2.以崭新面目登上历史舞台

  马克思到巴黎后的一段时间,一直忙着《德法年鉴》的出刊准备。除了撰写文稿外,他还邀请一些著名的学者如费尔巴哈、赫斯、海尔维格、海涅等人为杂志撰稿。

  1844年2月,浸透了马克思心血的《德法年鉴》第一、二期的合刊终于出版了。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两篇文章,意义非同小可。它标志着马克思两个转变的完成,即在哲学上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在政治上实现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则进一步阐明了关于人类解放的实质和实现人类解放的力量问题:“政治解放”是毫不触及大厦支柱的革命,而“人类解放”则要触及大厦的支柱,它“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因此,“人类解放”的实质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还首次明确提出了担负着解放全人类使命的阶级,就是那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由历史所赋予的、肩负着实现“人类解放”使命的现实力量。无产阶级在完成这个使命时,必须把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他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只有掌握了哲学的精神武器,也就是掌握了革命的理论,才能完成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转变,表明他世界观的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正像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中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

  1844年6月初,德国发生了一次震撼世界的大事件。德国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为反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发动了由3000多工人参加的起义。他们捣毁了机器和工厂主的住宅,烧毁了票据和账簿,并用石块、木棒与前来镇压的军警进行殊死搏斗。起义持续了3天,终因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了。

  从这次起义中,马克思看到德国工人阶级与法国工人阶级一样,蕴藏着非常强大的力量,他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解决社会问题只能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只有依靠无产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才能推翻私有制和现存的国家政权。

  这时的马克思,已经以一个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崭新面目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了。

  唯物史观、剩余价值——

  3.两个伟大的发现

  1845年7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登上了开往英国的客轮。他们不是去观光旅游,而是要对世界上这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一番实地考察。

  考察结束后,马克思回到了布鲁塞尔。在对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中,他逐渐发现,要批判以前的经济学理论,必须首先批判地改造它的方法论基础,即哲学基础。因此,有必要对当时正在流行的哲学学说和社会学说进行批判,创立一种崭新的哲学理论。研究方向确定后,马克思暂且放下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于1845年秋至1846年夏,与恩格斯一起投入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不朽著作的写作。

  在那段日子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天天晚上在一起写作、交谈,他们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彻夜不眠。时而为理论难题的出现而冥思苦想,时而又为它的圆满解决而兴奋异常,以至于吵得家人不能入睡,女仆琳蘅不得不几次出来摆手以示让他们小点声。恩格斯后来在回忆布鲁塞尔这段经历时说:“我们那时都是大胆的小伙子,海涅的诗篇同我们的散文相比,不过是天真的儿戏而已。”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进一步展开和发挥了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一些新观点,与恩格斯一起,首先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他的唯心史观;彻底清算了那些在黑格尔哲学解体中,并在它的废墟上形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和麦克斯·施蒂纳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第一次以比较完整的系统的方式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原理;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本质和一般规律。

  唯物史观创立的伟大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它不仅为经济学的诞生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引起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伟大变革,而且还为社会主义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遗憾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伟大著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没能全文发表,直到1932年才在苏联第一次全文发表。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谈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书时,曾诙谐地写道:“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马克思一生中除唯物史观之外的又一个伟大发现是剩余价值学说,它创立的伟大意义怎样评价都不为过。恩格斯在谈到剩余价值学说时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者早先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剩余价值学说有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他所写的经济学著作,如《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和资本》《工资》中,就已初步认识到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又经过10余年的研究,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地提出了剩余价值的概念,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把自己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公之于世。他以后所写的一系列经济学著作,都在不断地深化和完善这个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集多年研究的成果,进一步全面、深入、系统地阐述了这个伟大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

  4.经久不衰的《共产党宣言》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前,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各种社会思潮异常活跃。当时欧洲流行着各种社会主义的流派,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中的一个。它仅仅在德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传播,范围很窄。

  1846年2月,马克思同恩格斯等人一道创建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试图通过通讯手段,把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联系起来,以便及时地互通信息,了解时局,宣传理论,统一思想。通讯委员会建立后,工作卓有成效,联系范围迅速扩大,并逐步地在巴黎、勒阿弗尔、哥特堡、哥本哈根、科伦、伦敦等地先后建立起分会。

  当时受马克思和恩格斯新世界观学说影响最深、最主动要求得到他们直接指导的国际工人革命团体,就是著名的“正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4年由德国政治流亡者在巴黎建立的“流亡者联盟”,主要成员是一些德国的手工业工人。这是一个半宣传、半密谋性的组织,它的奋斗目标是“使世上一切人享受自由,使任何人都不比别人生活得好些或坏些”。这个组织相继在法国、德国、瑞士等地建立起支部,具有国际性。

  1847年1月,正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派人专程从伦敦赴布鲁塞尔,拜会马克思,后又赶赴巴黎拜会恩格斯,邀请他们加入正义者同盟。而且正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已决定抛弃平均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主张,放弃密谋策略,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理论。面对正义者同盟的这一重要转变和盛情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并决定帮助同盟实行改组。几个月后,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遗憾的是,马克思当时正遭受贫困的煎熬,没有路费前往。因而,只好由威廉·沃尔弗代表布鲁塞尔方面去参加会议。

  大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将“正义者同盟”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抛弃了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取而代之的是,至今仍给予全世界无产阶级以巨大鼓舞的新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大会讨论了在恩格斯指导下拟定的同盟新章程草案,并规定盟员要信仰共产主义。

  就这样,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与缔造的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了。

  1847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大会还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新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起草一个公开发表的纲领。这个纲领就是《共产党宣言》。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发表。《共产党宣言》是对马克思主义首次完整、系统的表述,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问世后,很快就被译成法文、波兰文、意大利文、丹麦文、佛莱米文、瑞典文等等。如今,《共产党宣言》在全世界已经有了200多种文字的版本,出版了上千次,成为发行量最大、传播范围最广的著作之一。

  强大的思想武器——

  5.“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

  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终于公开出版了。马克思怀着深深的敬意在扉页上题词:“献给我的不能忘记的朋友、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威廉·沃尔弗。”

  沃尔弗是德国人,是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他和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同的革命活动中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他在曼彻斯特以教书为业,一生勤俭节省,攒下了1000多英镑的财产。1864年5月当他病重以后立下遗嘱,除所需要支付的各种费用外,将余下的800多英镑送给马克思,以资助他写作《资本论》之用。

  回首马克思走过的历程,不难看出,《资本论》凝结着他太多的心血。

  1857年7月至1858年5月,马克思用10个月时间,完成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可以说是《资本论》的最初稿本。在这个手稿中,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劳动力商品理论的基本内容,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源泉。这个手稿虽然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而用,但它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1859年6月,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基础上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书出版。马克思在这部书中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理论。他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从而完成了第二个伟大的发现。接着,马克思又开始着手第二分册的写作。他打算在研究了工资、价格和利润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资本的生产、流通以及资本和利润的关系。

  1861年8月至1863年7月,马克思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实际上这是《资本论》的第二个稿本。在这个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劳动力商品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揭示了剩余价值两种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说明了绝对剩余价值向相对剩余价值转化的逻辑过程和历史过程。马克思在完成了这一部分的研究之后,并没有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分册出版。这部手稿的巨大篇幅使马克思在1862年底萌生了出版一部完整的著作的想法,总标题为《资本论》,而副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从1863年8月起,马克思将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没有充分展开的部分篇章,诸如资本的流通和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等问题进一步加以发展和研究,于1865年12月底,形成了《资本论》的第三个稿本。马克思这时已决定将自己丰硕的研究成果分四卷出版。第一卷为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为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为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卷为理论史。

  1866年1月至1867年4月,马克思又为这部手稿进行了最后的润色工作。为了尽快出版,马克思接受了恩格斯的建议,首先着手对第一卷进行加工整理,以便付印。

  1867年3月底,《资本论》第一卷脱稿。4月,马克思亲自带着稿子去德国汉堡,把它交给出版商奥托·迈斯纳。

  就在1867年8月16日深夜2时,马克思在经过了几个月时间的校阅之后,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写信向恩格斯报告:“亲爱的弗雷德,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印张(第49印张)刚刚校完……”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虽然资产阶级妄图以沉默的阴谋诋毁它的影响,但是真理是封锁不住的,这部巨著很快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俄国是第一个出版《资本论》译本的国家,它的读者比任何地方都多。

  1871年秋,《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一版全部售完。在出版商迈斯纳的建议下,马克思立即着手第二版的出版工作。19世纪70年代末期出现的经济危机也拖延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的出版工作。他的高度责任感和理论良心使他注视着经济危机的发展,他不想在这次经济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就妄加评论。但是在此期间,马克思一直为《资本论》其他各卷的出版做着积极的准备。他阅读了各方面有关的书籍,收集了更加丰富的资料,并进行了大量艰苦的研究工作。然而,长期的劳累并由此而引发的各种疾病,给马克思和世人带来了遗憾。《资本论》的全部出版工作还未完成,马克思便去世了。

  临终前不久,他曾对小女儿爱琳娜说,希望恩格斯根据他的那些材料“做出点什么来”。当时,各国的革命者都关心《资本论》其他各卷的出版工作,也希望恩格斯能担此重任。众望所归,恩格斯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种委托。在爱琳娜和秘书的帮助下,已经63岁而且被多种工作缠身的恩格斯,毅然蹲在马克思的书房里,翻阅和整理着马克思遗留下来的大量手稿、书信、笔记、文件和书报杂志。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劳动,他于1885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之后,他又苦战了l0个春秋,于1894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

  可以说,《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著作。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的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他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上去了。”

  《资本论》第一、二、三卷,这浩若烟海、长达160万字的鸿篇巨制,是马克思倾其毕生心血所完成的伟大科学成果。恩格斯曾说:“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它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也为资产阶级敲响了丧钟。国际工人运动著名的活动家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则把《资本论》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马克思所阐明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一起,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梁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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